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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萨维尼也因此而被尊为现代国际私法之父。

1.阿尔夫·罗斯的概念推演 丹麦学者阿尔夫·罗斯指出，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指令，而义务被看作是唯一不能再被还原的规范性范畴。自上个世纪法学基本范畴讨论至今，我国理论法学已经立足于更高的起点。

[30] 参见注[16]，第22页。依照他的见解，明确这些基本概念，会使法律人的思考更加明晰。豁免与无资格之间的关联性是就内容而言的。[63] 另一种范式将连接主义作为选项。[11] 这一观点在国外学术界也颇为流行。

次级规则的四个概念是由真理模态（必要、不可能或可能）建构的。在形式上对无资格所作的否定可以被视作豁免的否定之否定，无资格对豁免的否定是第一次形式否定，这里新的形式是第二次否定，又重新回归到了权利性的规定。[29] ［美］鲁格罗·亚狄瑟：《法律的逻辑》，唐欣伟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9] 参见陈金钊：《法律如何调整变革社会——对持法达变思维方式的诠释》，《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第79页。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源于依法办事的法治要求。我们发现，在法治思维问题上，由于法治的概念不清，专权与法治难以区分。这一点完全不像我国学者在思考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时候，不讲逻辑理由，不附加对法的拟制，直接用其他社会规范代替法律。

形式意义的法治之理包括: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而不应诡秘难知。原来限权的法治，在辩证思考中失去了法治的刚性。

有了拟制的立法主体，才可能有明晰的法律体系。以教义学为特征的法学研究是对有效法律的描述，串联法律之概念体系，提供建议以解决案件。法律方法是对简单的依法办事的完善。离开解释者，法律文本不可能自己释放出意义。

在前一阶段的法理学研究中，许多学者对政治法理学进行了批评，尽管没有在整体上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但法理学者们对其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总之，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正确的法律判断，如何辨识错误的法律判断，如何弥合断裂的法律/法治思维要素。很多命题只有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支持，而缺乏思维逻辑的论证。法治的基本前提是法律的独立性，但整体、辩证思维却强调了法律不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

[20] 虽然法学研究需要注意法理思维、法治思维、法律思维的区分，但三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主体因素的介入会使得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断裂更为频繁。

其次，这些命题说明了法律是什么。（二）法治思维是政治人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 与法治思维相比较，法律思维的困境在于就事论事。

为了使法律实施能够从逻辑上被贯彻下去，就需要用法律方法予以弥补。法理思维的总体思路是，法治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主体机制、事实认定等都可以被拟制，但拟制的法律规范、主体等不是最终的权威，而是一个实践推理的运用框架，在法庭上以及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都需要接受挑战和修正。法律思维重点解决的是具体主体间的权利冲突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同时，公民权利的增多不仅导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还产生了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法理思维的法治化及体系化建构，迎合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需求。哲学、管理学、逻辑学、法学等都对思维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解决权利冲突，实现法治社会。法治思维是依据法治的要求和法治的理念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具体语境中的法义则需要借助批判性思维重新界定。第六，在价值追求上，法律思维强调个人的权利必须被尊重，自由需要规则与程序的保护。

当政治再次可能需求理论的时候,法理学反而不能担当职任了。法治逻辑要想实现就需要拟制法律。

1.行为规范要素 行为规范要素即法律或法源规范体系。在法治场景中，法治逻辑所探寻的是法律运用的思维规律，属于捍卫、实现法治的思维方式。法律应当具有灵活性，而不应过于僵化。新的概念意指，在汉语世界中，虽然有法理、法理学的概念，但由于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多属对法律本体、认识、价值等的宏观研究，所以基本没有使用过法理思维概念。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承认法律思维规则，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法律思维规则如果不能成立，法治思维也就会存在问题。

在整体思维之中，如果没有基于逻辑的论证，就难以转变为体系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有着很多交叉之处，我们只能在大的方面分辨出其各自的特点。

从这一角度看，规范性法律不是具体的指令、命令，因为在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存在着可供选择的空间。缺少逻辑论证会使法律的意义越来越模糊，法律越来越没有权威。

所以，在法律思维中特别强调法律规范的重要性和权威性。[6]然而，当下法理学以及部门法学所主张的法律思维，主要是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描述，是对法律规范进行意义诠释，重点是运用法学原理解决具体案件纠纷。如果我们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法治思维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尊重法治的基本格调，主张用简约应对复杂，即用简约的法律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由假定所构成的是一种不成熟的法秩序。

有了规范还需要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落实法治的要求。如果没有批判思维，这些拟制、假定的法律的适用就可能会出现差错。

当下的法学研究非常关注对法律规范体系的研究，但对主体如何运用法律、怎样守护法治的研究不够。重视法理思维的研究，顺应了社会法治化转型的需求。

法律思维所要解决的是具体案件纠纷。其一，关于判断、命题或者说社会问题的决断是否正确，是不是仅靠政治正确就能解决？案件裁判在何种程度上是正当的，是不是仅靠法律就能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问题：判断是不是需要正确的法理标准？法理作为标准究竟是静态的规则，还是动态的思维塑造过程？如果从静态角度的标准开展追问，作为正确的标准会不会陷入循环论证？如果从动态的角度，在实践、经验和正确标准的互动中整合，法理标准会不会模糊？当我们把正确的标准都交给实践、社会等来检验，人类的文明还能走多远？与此相关，诸如法治建设这一类问题是不是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什么样的决策思维方式是法治思维方式？这一系列问题始终萦绕于法理学人的思考当中。